1769年，一位受雇于瑞士納沙泰爾出版社的員工法瓦爾熱出發了，他即將踏上環法之旅。法瓦爾熱要去調研法國的圖書市場，當地人看不看書？喜歡看什么書？他還要從當地銷售商那里獲得反饋：納沙泰爾出版社的圖書在當地銷量好嗎？競爭對手的情況又是怎樣？等待著他的，除了風雨的侵襲、糟糕的住宿條件，還有與其他出版社之間的貿易戰。

200年后，哈佛大學榮譽教授、文化史專家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圖書館偶然看到了納沙泰爾公司檔案中法瓦爾熱與雇主之間的通信集，他一路上持續向公司報告情況，包括自己推銷書籍、查收賬目、安排貨運和調查市場的經歷。這批珍貴的資料無異于18世紀法國外省出版市場及圖書貿易的導覽，甚至可作為進入當時法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入口。這些書商還不知道，書籍的流通帶來思想的啟蒙，他們的商業行為正孕育著一場革命的發生。十年后，腥風血雨的法國大革命爆發，深刻改變了世界文明發展進程。

達恩頓教授的《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一書圍繞著這位圖書銷售代表的旅程展開，日前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國內。在近日舉辦的“‘舊制度’與‘新圖書’：達恩頓的法國大革命敘事”讀書會上，中日近現代史研究者、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沙青青與《澎湃新聞·上海書評》執行主編鄭詩亮圍繞著法國大革命前的圖書市場、文化史的寫作與背后的關懷，以及對當今閱讀現狀的觀察展開對談。

01 舊制度與新圖書：圖書販子的“革命之路”

達恩頓將寫作《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用到的材料全部放到了個人網站上供讀者參考，展示了他所整理的納沙泰爾出版社的詳細訂貨單，清晰地顯示了在什么時間、什么地方、同什么經銷商、售出了什么書。這份清單對于出版社來說是重要的商業材料，可根據它所呈現出的銷量情況進行后續的生產調貨。對于后世的文化史家來說，這份訂貨單有著不同的重大意義——我們可以看出，1769-1789年哪些書賣得最好、在什么地方最受歡迎，并一窺大革命前夕的出版生態和社會異動。

為什么是瑞士納沙泰爾的圖書進入法國呢？沙青青解釋道，在18世紀的法國，圖書出版的權利被普遍視為一種皇家特權，出版要經歷嚴苛的審查，一批激進的作家、思想家的書籍難以出版。而當時的歐洲社會還沒有版權保護這一說法，作家們樂見于自己的圖書被盜印以擴大影響力。因此，法瑞邊境存在大量的圖書走私，納沙泰爾出版社便是其中的一員。

這些新圖書中有抨擊王權的，有宣傳新思想的，對當時民眾的啟蒙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最終一定程度上沖擊了舊制度，促成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過，對于書商來說，這完全是一個生意。想要將書籍推銷出去可隱藏著不少的學問——《百科全書》應該怎么包裝？書如何定價才能更好地傳播？怎樣與做盜印的同行競爭？書籍的出版和銷售也無關信仰，一些虔誠的天主教徒甚至不排斥裝當時被稱為“哲學書籍”的流行色情讀物、皇室花邊逸聞等內容。這些細節都在法瓦爾熱的信件中生動地體現了出來。

達恩頓將《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一書的寫法稱為陪伴式寫作，他“陪伴”著傳主本人法瓦爾熱從納沙泰爾出發轉了一圈回到瑞士，記述其接觸到的事物和所見所感，還原當時的法國社會結構。這些大革命前的出版商不會討論啟蒙思想有多么偉大、思想家的隊伍有多大影響，他們談的是書怎么可以偷偷運到巴黎，以及其他書商有著怎樣的路數。

達恩頓忠實紀錄了大時代變化前夕的個體命運。正如法國著名年鑒學派史家布羅代爾指出的那樣，“個人規模的歷史本質上是極端敏感的，最輕微的腳步也會使它所有的測量儀器警覺起來，這是所有歷史中最動人心弦、最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險的歷史。”他希望把個人的歷史從教科書的一行字擴展到一本書，將其展開為關于一個人的具體動向和社會動態。

沙青青提到，我們有的時候會有一種對歷史的想象，認為法國大革命發生當天，所有人陡然一變。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的。對于身處歷史之中的人來說，他是感受不到歷史的變化的，只是在一天天地過日子，很多歷史時間的坐標意義都是被后天賦予的。

諷刺的是，那些圖書貿易從業者們所鋪墊的革命之路，也使得他們自己消失在這片狂風暴雨當中。火熱的地下市場隨著舊時代一同終結，新時代不再需要如此多的走私者，那些辛苦掙扎的出版社在革命過程中最終消亡。

達恩頓擅長從小的文化現象切入還原歷史現場、重構歷史環境，他過往的一系列研究也是圍繞著啟蒙運動前的社會生態展開。他在《詩歌與警察：18世紀巴黎的交流網絡》中找尋18世紀巴黎街頭流傳的詩歌，考察這些小調的流傳范圍及其勾畫出的信息溝通網絡。有意思的是，他為書里提到的歌重新找人譜曲，找人演唱錄制，并將音頻版放在網上。

鄭師亮指出，微觀史的魅力在于能呈現出諸多細節，他推薦讀者閱讀達恩頓的“法國大革命三部曲”——《啟蒙運動的生意》《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他提到，當時黃色小說流行，達恩頓會將色情文學的選段列出來，中譯本的翻譯也非常精彩，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當時讀者最關心的是什么。

02 從《新青年》到文革地下書籍：以圖書研究的視角重看歷史

近些年來，中國學者也對國內書籍出版和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展開了一些研究。鄭詩亮介紹說，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瞿駿關注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是如何傳播的，通過對當時的雜志發行量、閱讀群體以及反對者的考察，看到這份被認為在新思想傳播方面功不可沒的《新青年》發揮了怎樣的影響。《新青年》初期的影響力并沒有那么大，而新文化運動的開創意義可能是后來政治化力量所賦予的。

考察魯迅的閱讀史也會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有日本學者研究魯迅日記中記載的他看過的電影、到過的城市以及買書的經歷，勾勒出一個文化人的精神旅程。在一篇日記中，魯迅寫到購買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送給母親。魯迅的母親是一位思想開明的老太太，很早就剪短發、放棄纏小腳，而就是這么一位母親，平常最愛讀的書并不是兒子的書，而是張恨水的小說。如果觀察當時社會書籍發行量的話，我們會發現，普通讀者可能更喜歡周瘦娟辦的《紫羅蘭》、期刊《禮拜六》上發表的言情小說和流行小說，而不是胡適、魯迅這樣的精英知識分子寫作的有深厚思想理論基礎的書籍。鄭詩亮提出，“我們不妨想想是誰的社會影響力更大呢，其實是沒有定論的。一直以來我們覺得魯迅、胡適、新文化運動了不起，但是對于他們到底有多了不起，可能呈現的比較少。”

鄭詩亮提到，對于文革研究，書籍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文革時期有許多內部讀物、地下讀物，比如來自東歐和蘇聯異見者的書籍、色情讀物、鬼故事等在當時大量流傳。吳亮的《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就記載了許多對于70年代的回憶，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七十年代》也收錄了一批中國作家學者的70年代回憶，包括他們的閱讀經驗和精神變化。在提及書籍的翻譯情況時，鄭世亮提到當時一個名為“清河翻譯組”的翻譯小組，由一批民國時期的翻譯家組成，他們翻譯了一大批書。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國門打開之后，人們讀到的大量文學、政治和思想作品大都是他們當時翻譯的。

正如達恩頓指出的，圖書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的“混戰”，它是文化、社會、思想和心態的綜合。學者對于社會日常生活的重塑不是從一堆檔案中進行創作發明，也不是簡單地將文本內容進行重新敘述，而是對處于歷史情境中的人的生活狀態的考察。沙青青指出，這些微觀研究并非僅僅圍繞某個具體的問題，而是希望從中看到整個社會的時代背景。

03 我們今天對手機的定義就是18世紀人們對書的定義

達恩頓是哈佛圖書館前館長，曾有記者問他是否喜歡電子書，他回答說“我用電子書，但是我愛紙質書”。《哈佛公報》對其的一篇專訪題為《為書籍辯護》，達恩頓提到，很多人都會說電子出版流行了，圖書這個傳統行業會消亡。他并不同意這種說法，他指出現在美國的圖書市場還是非常繁榮的，每年仍保持快速增長，與之相對，電子書反而進入了平臺期。作為對照，沙青青說自己觀察到，盡管近些年國內的出版市場起起伏伏，但總體來說出版界仍散發著生命力，反倒是電視臺之類的傳統媒體更加艱難。

鄭詩亮認為，18世紀人們對書的看法實際上和我們今天對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看法有很多相似性，在某種意義上，今天對手機的定義就是當時的人們對書的定義。今天我們將手機定義為社交工具，是我們獲取信息主要的渠道，也是日常社交的談資來源。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借助社交平臺創造一個去見一些人或者不見一些人的理由，而書曾經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錢鐘書《圍城》里的一句話很精妙地點出了這一功能——許多時候男女之間借書是很微妙的一件事情，它給情侶之間創造了機會，因為書借了是要還的，借見一次面，還再見一次。在過去，書充當社交中介，很多西方的文化沙龍也圍繞著偉大的思想家著作展開。如今我們在手機中閱讀政治八卦、明星緋聞，就和達恩頓書中記錄的當時人們關注的色情和八卦本質上沒什么不同。復旦大學的社會學學者正在做的一項研究，就是通過爬梳微博熱搜話題，觀察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鄭詩亮認為，或許不要設想以前的人會讀多么高深的理論書籍，我們今天談盧梭的書會從他的思想高度來談，但是在達恩頓筆下和當時法國讀者的眼中，盧梭就是今天頂級的言情小說家。有一個著名的八卦是康德每天下午四點鐘雷打不動要出門散步，唯一一次忘記了時間就是因為讀盧梭的小說被感動了，就連康德這種我們印象中很刻板的哲人也會被盧梭的小說所打動，可想而知后者在當時是多么受歡迎。

讀達恩頓的妙處恰恰在這里，雖然對于像納沙泰爾出版社這樣的書商來說，書只扮演著貨物和商品的角色，但回看當時的書籍流通過程時，我們也會看到書是如何扮演著社交中介和八卦來源的角色，并更進一步觀察當時的社會心態和人的交往方式。